如何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目前，我国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大国地位不断巩固，经历了工业“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两个阶段以后，目前进入“由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全球唯一制造业全产业链国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其中，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在我国生产的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占据世界第一位，以手机、个人计算机、空调、太阳能电池板等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的是这些产品生产的低端加工环节，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而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则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环节主要是那些“惯例化、低附加值、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难以沿着价值链逐步向中高端攀升，陷入了“低端锁定”的产业链转型升级困境。

当前，全球价值链处于关键核心技术轨道切换期，从源头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弥补产业链关键核心竞争力的短板，是化解产业链与供应链风险、维护“双链”安全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经之路。

我国不少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等问题，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在全球生产与分工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和主动权。2020年，中国科学院将包括光刻机、高端芯片、操作系统、航空钢材等在内的35项“卡脖子”技术列为科研任务清单。作为芯片的制造母机，一部光刻机的制造涉及10万多个零部件，融合数学、光学、流体力学等多个领域的顶尖技术。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薄弱是根结，目前，在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领域均存在突出短板，芯片自给率不到16%，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95%来自进口。加强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替代，是防范少数发达国家利用“卡脖子”技术对我国进行战略遏制和打压的应对措施。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我国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自主”指的是我国能够在关键供应链上起主导作用，“可控”指的是在某些产业链供应链上，我国即使不能掌握主导权，也能够有较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堵链”“卡链”“断链”“掉链”风险加剧，亟须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以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从内部因素来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不足。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偏向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对核心技术、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较为严重，在高端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数控机床等诸多关键领域，存在研发能力、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短板。技术上的封锁或使得我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丧失议价能力和价值分配的主动权。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环节上的掌握能力尚且不足，在短期内或难以扭转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国外供应商的被动局面。

纺织服装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虽然具有出口规模和配套优势，但普遍存在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落后、产品结构和产能结构不合理、能源和资源消耗大等问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我国高铁、电力装备等高技术产业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逆向工程能力到正向设计能力的跃升，但仍未充分发挥产业优势，锻造出一些“杀手锏”技术，拉长产业链长板，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战略反制。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基础能力有待提升，由于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高端制造、运输仓储等产业链供应链环节数字化、智能化程度不高，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供应保障问题还有待破解。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不足将限制我国产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塑和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管理层面，应该尽早建立完善产业安全与韧性管理体系，建立风险预警和响应机制。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和数据库等社会资源，推进安全信息网络和供应链风险监测平台建设，建立全产业链市场信息互通机制。

在数实深度融合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加速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塑造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优势成为重要任务。